李蕾：历经108年。

从巨富家女儿到

红色新闻前辈

作者：钱 江

获悉李白蕾前辈（1918年2月4日-2025年8月3日）今年8月正值108岁仙逝，我方才得知这一噩耗，心中不禁感慨良多。在整理与研究《人民日报》的历史档案过程中，我发现新中国成立的前十年间，李白蕾前辈的新闻笔触屡屡出现在报端。记得二十多年前，我便对她任职期间的照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并珍而重之地收藏至今。

她是一位真正跨越世纪的智者，与人民日报共度了整整十载辉煌岁月。

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匆匆流逝。如今，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人们，鲜少知晓那位著名的红色新闻工作者。然而，我却铭记于心。即便是在离开人民日报之后，新闻界的前辈李白蕾女士，依然念念不忘，时常关注着这份她曾经奉献智慧与力量的报纸，见证它在今天如何记录着我们伟大共和国的每一步前进。

这让我联想到，这位年迈至108岁、跨越世纪的女士，其家世背景与丰富的人生经历，实为万千人中难得一见，理应被详细记载。

在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前夕，她投身革命，历经延安抗大培训，随后服务于重庆南方局，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辛勤工作。随着上海解放，她积极参与《解放日报》的创立工作。1950年，她被调至北京，担任人民日报社部主任一职。1960年冬日，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，她前往河南，起初担任鹿邑县委副书记，不久后则被任命为河南日报的副总编辑。文革落幕之后，她加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，参与编撰《周恩来年谱》一书的编辑工作。在她退休之际，担任河南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职务。

李蕾（1918-2025）

她的职位或许并不耀眼，那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瞬的浪花，稍纵即逝。然而，若深入探究她从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少女，在日寇侵华、民族危难之际，毅然踏上延安征途的百年传奇，其内涵自是耐人寻味。

01

涪陵首富豪宅

李白蕾，本名王德琼，曾以黎虹、何莹、李文等艺名活跃于文坛。她出生于四川成都，一个世家望族。在其自传中，她如此描述自己的身世：

在我曾祖父的年代，家业已颇为丰厚，土地广袤，家境堪称富裕。不仅粮仓充盈，金银库房亦藏有丰饶。这一切得益于曾祖父的精于生产与经营，以及他一贯的勤勉与节俭。

自祖父王明亨执掌家业以来，家族财富日益丰厚，不仅囊括了广袤的山林、肥沃的耕地与宽敞的宅邸，更在涪陵设立盐号、钱庄、当铺等商业机构，荣膺涪陵首富之誉。祖父的田产数量之多，难以计数，其丰富程度，当地诸多传说可见端倪：相传，若从涪陵乘舟溯乌江而上至小溪登陆，徒步半天，方能抵达我家宅院，期间无需涉足他人之地。

王清玺，原名王清玺，后更名谟，乃王明亨的第三子。他于十七岁时便脱颖而出，考取了秀才功名。然而，在乡试之际，父亲与祖母相继离世，他不得不遵从丧礼之规，守丧期间无法参加科举考试。

继科举考试制度的废止之后，王清玺于1904年踏上了赴日本的留学之路。次年，孙中山在日本成功组建了反清的“同盟会”。面对此情况，清朝政府通过外交渠道，对留日中国学生实施了严格的管控，此举引发了留学生的普遍抗议。1906年，包括王清玺在内的3000名中国留日学生纷纷选择退学归国。

归国留日学子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1906年4月，学校正式开学，设立了高等预科班、中学班、师范速成班以及理化专修班等多个专业，共招收了318名学生。其中，23岁的王清玺加入了高等预科班，与年仅16岁的安徽考生胡适成为了同窗。尽管二人年龄存在差距，但王清玺的成绩始终优于胡适。

三年后的1909年，胡适成功考取了公费留美的资格，而王清玺却因在考试前夕不幸患上重病，未能如愿参与。病愈后，他再次参加考试，却只能以自费生的身份出国。当时27岁的王清玺不愿让兄弟承担留学的经济负担，于是选择回到成都。在那里，他得到了昔日留日同学、结拜兄弟，时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和军长但懋辛的赏识，被聘任为军部高级参谋，并兼任保宁（今阆中）的征收局长，即税务局长。

王清玺在成都与阆中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十数年时光，直至1915年，他与余崇义喜结连理。余崇义比王清玺年轻十五载，且曾就读于当时成都唯一一所女子中学——益州女子中学。婚后，他们共育有五子三女。

1923年的伊始，四川境内烽火连天，川军首领邓锡侯率军讨伐熊克武与但懋辛，取得了显著的军事成果。正当成都城内一片混乱之时，时任征税局长的王清玺并未趁机私吞公款，反而将钱粮税款妥善保管，精心做好账目，井然有序地摆放在办公桌上，镇定自若地离去了。当邓锡侯的军队攻至征收局，对财务进行了清点，发现王清玺并未携款潜逃，不禁感到诧异。次年，邓锡侯晋升为四川省长，特地前来拜访王清玺，有意邀请他出山担任要职。

王清玺坚决选择避世隐退，自此投身于教育的殿堂。他曾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担任教职。随后，他在省教育厅担任督学、股长等要职。新中国成立之际，他更是成为华阳县的人大代表。

王清玺，字李白蕾之父，生于1882年，逝于1963年，其肖像摄于1907年的上海。

02

富贵之家的少女在成都

王清玺的长女，李白蕾，原名王德琼，于1918年诞生于成都。她在家中排行老大，拥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

王家藏书丰富，涵盖四书五经及卢梭作品。《社会契约论》内容丰富，涵盖广泛。尤为重要的是，父亲受到新思想的启迪，积极鼓励女孩接受教育。李白蕾自4岁起便开始识字，6岁踏入小学的殿堂。此后，她随母亲返回涪陵故乡居住了两年有余，随后返回成都，就读于西城小学。小学未及毕业，她便在1930年，年仅12岁时，直接考入成都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。

她对文学作品情有独钟，尤其钟爱冰心的作品。在众多学科中，她以卓越的文采脱颖而出，其作文常被挂在校园公告栏上，供师生们鉴赏。1932年，14岁的她以散文《半夜蛙声》摘得120分的“超高分”，此事很快在全校传为佳话。

1933年，李白蕾踏入成都县高中女生班的大门。在那个时代，男女同校的中学尚属罕见。但鉴于成都县县长之女的就读要求，这所原本只收男生的传统学校破例开设了一个女生班，李白蕾便成为了其中的一员。

13岁成都学生李白蕾

踏入高中之门，李白蕾对新颖思想的渴望被点燃。她结识了那位热衷进步的青年游永康，并跟随她参与了成都妇女救国会的各项活动。在那里，她首次聆听了共产党人关于妇女解放的激情演讲。随后，游永康选择了出家修行，皈依佛门。

在班级中，李白蕾与两位女孩关系尤为亲密。一位名叫周平（周光琚），她总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，展现出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成熟稳重。她的家庭背景同样显赫，出身于豪门望族，父亲曾是清朝的举人，担任过县知事之职。另一位名叫陈曼君的女孩，身着时髦的服装，竟能将枯燥的化学实验讲解得生动有趣，更以在成都街头疾驰自行车而闻名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在当时，成都的自行车数量寥寥无几。

陈曼君（后更名为陈亚萝）、周平（即周光琚）、李白蕾。

闲暇之余，三位少女偏爱前往祠堂街的商务印书馆寻书。李白蕾对文学作品情有独钟，周平则沉浸在哲学的海洋中，而陈曼君则对时尚杂志情根深种。她们亦不时溜至华西坝，驻足观赏大学生挥拍网球的英姿。那些身着短裙、奔跑自如的女大学生，以其独特的姿态，展现出了生活的另一番风貌。

1934年冬季，李白蕾与陈曼君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项勇敢的决定：远离家门，投身佛学，以期领悟并践行佛陀救度众生的智慧。

时光流转至启程之际，李白蕾仅携轻便行囊，独自踏上了前往乐山的班车。这位单身旅行的女孩途中邂逅了尼姑庵的住持，得以庇护，安然避开了兵匪的侵扰，最终安全回到了家中。相较之下，陈曼君却突然改变计划，或许是被家长拦下，未能成行。自中学毕业后，便再也没有她的音讯。而李白蕾与周平，却意外地步入了革命的道路。

03

投身延安革命

在高中时期，李白蕾便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。1936年9月，她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“九五读书会”，旨在激励青年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。次年4月，在蒋桂锐的引荐下，她正式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—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此外，黎储力（即张黎群）也向她引荐，使她得以成为新成立的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的成员之一。

1937年，随着“七七事变”的爆发，抗日战争全面展开。在这危急关头，李白蕾毅然决然，立志前往延安投身抗战。

李白蕾面前铺展开无数可能的道路——她可以选择步入大学殿堂，或是远赴海外深造，亦或是选择定居在生活品质优越之地。然而，这些路径都被她毫不犹豫地摒弃。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途，品尝小米的滋味，进行清晨的操练，即便到了晚年，她也为自己的坚定抉择感到无比自豪。

行前，母亲将一截金条系于女儿臂弯，叮嘱她在万般无奈之时方可动用。此外，她还赠予她诸多金银饰品，以应对未来的艰难。抵达延安后，李白蕾将那些金条和首饰悉数捐赠给了党组织，唯独保留一枚镶嵌珍珠宝石的蝴蝶胸章，以此纪念母亲的深情。

在70年后的2008年，她小心翼翼地摘下了胸章上那颗闪烁的小珍珠，并将其巧妙地镶嵌于精心定制的三枚金戒指之中，将这些戒指分别赠予了她的三位孙辈女孩——刘赛男、史娅荻、黎虹杉。

1937年冬日，李白蕾于陕西三原县的安吴堡，与青年训练班的同窗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

1937年12月，她抵达陕西三原，投身于冯文彬与胡乔木共同主持的安吴堡青年训练班，开始了她的学习生涯。学业完成后，她转赴延安，继续在陕北公学深造。

1938年4月，正值陕北公学时期，在指导员张翌与牟毅然的热心引荐下，李白蕾同志正式加入了党组织，当时她使用的名字是黎虹。步入晚年，李白蕾同志仍清晰地记得，当时她加入党的初衷，源于对共产主义的深深向往与憧憬。她怀揣着一份炽热的愿望，渴望迅速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，期盼全人类能够获得自由与解放。

于陕北公学的校园中，李白蕾重逢了那位引领她踏入“成都青救会”的黎储力，彼时他已更名为张黎群。1937年春，张黎群踏上了延安的土地，先入陕北公学深造，继而又投身马列学院的学习生涯。在延安这片热土上，两人喜结连理。

1938年十月，李白蕾踏入抗大女生队，并再次更名。她从英文单词“Liberty”（自由）中汲取灵感，取其中文谐音，遂命名为“李白蕾”。这个名字自此沿用至今。

她心中喜悦的是，她的挚友周平（1917-1993）于1938年2月亦踏入抗大校门，并在那里加入了党组织。自那以后，她们便维系着一份跨越终身的深厚友谊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周平曾担任北京东城区副区长，并兼任教育局党委书记一职。

04

回川，从事地下党工作。

至红岩村，中共南方局

1938年10月，张黎群遵命返回四川，投身于地下工作的战线。而李白蕾在完成在抗大的学业后，亦被调派回四川，继续她的革命使命。

1938年12月9日，一场启程之旅拉开序幕，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生为先锋，约五十余人，他们分批次踏上征程，目标直指抗战敌后以及国民党统治区。队伍中，李克林——一位日后成为人民日报同仁、知名记者的抗大同学，也身在其中。然而，在那个特殊的时刻，她们彼此尚不相识。

李白蕾与另外八位同伴，共五男四女，一同踏上了返回四川的旅程，途中乘坐的是一辆卡车。然而，当他们抵达咸阳时，却不幸被国民政府的警察局拘押，并在几天后被转移至西安宪兵司令部，被监禁了一个月。随后，他们被安排进入国民党的西安干训团，而程潜则担任该团的教育长。

恰逢国共双方合作关系紧密之际，抵达“干训团”后，管理措施逐步放宽。当年3月8日，日本飞机对西安发动空袭，延安派来的这群青年趁乱撤离，他们纷纷抵达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。

在这段被扣押两个月有余的日子里，李白蕾起先只认识同为四川人的傅孔文，随后认识女同志蔡群。日军飞机轰炸西安时，李白蕾和蔡群一起跑了出来，先找到了蔡群的丈夫杨章武，当晚由他和蔡群将李白蕾护送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。从此一别，渺无音讯。

这段遭遇国民党警察羁押的时日累计长达三个月，因集体关押之故，彼此之间便于相互作证。然而，李白蕾所感慨的，是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，那段被国民党当局拘禁的经历，屡次被提出来进行审查。鉴于蔡群的失踪，这段历史因缺少了证明人，显得证据不足。

李白蕾于1939年3月重返成都。在那段投身地下工作的岁月里，她先后在川康特委曾在夹江县、乐山中心县委等地担任职务。1941年7月，她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的诞生，取名雪蕾。遵循组织安排，她于1942年先后赴成都光华大学和贵州大学深造了一段时日。

1942年10月，李白蕾在产下幼女雪萝不久后，便与张黎群一道被调至重庆红岩村，加入中共南方局宣传部的工作行列。李白蕾承担了搜集整理重庆多家报纸重要内容的任务，这些资料随后由许涤新进行审阅，最终报送至周恩来、董必武、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的案头。

她不仅热心协助警卫班的战士们提升文化素养，还与女战友们携手照料红岩村中生活的孩童。战友何启君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提及，红岩村中曾流传着“红岩歌咏团“红岩剧团”中，李白蕾亦是其中一位演员。她曾与管平、何启君联袂出演独幕话剧，那日，负责南方局事务的老大姐钱瑛在观看过程中，不禁热泪盈眶。从李白蕾晚年对歌咏的热爱程度来看，她亦理应是“红岩歌咏团”的一员。

在随后的“文革”动荡时期，李白蕾不幸遭受了“造反派”的批斗与迫令“交代”。她回忆起，在重庆的南方局那段岁月，她与周恩来副主席曾共舞欢声。然而，提及此事，却被“造反派”严厉喝止：“不准你污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！”

05

红色战地记者的岁月

1945年8月，随着抗战的胜利，李白蕾被调至重庆《新华日报》社研究室，担任编辑一职，并在那里辛勤工作了将近一年的时间。

设立“资料研究室”于报社内部，乃中共大型党报所特有之举。1941年5月，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进行改版，特设资料研究室，以搜集全国各地的相关信息，并负责整理与撰写相关文章，该部门成为报社中的关键组成部分。

位于重庆的中共南方局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，沿袭了《解放日报》的版式布局，其编制规模更加宏大，资料室在人员充足时可达80余人。该室不仅为报社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，还负责整理国内外报纸资讯，编写新闻通讯，并向编辑部提供新闻线索和专栏文章。此外，该研究室还具备一定的情报搜集能力。李白蕾加入时，研究室主任是享有盛誉的当代史专家胡绳。

李白蕾曾在南方局负责资料整理工作，进入新华日报研究室后，她对工作环境了如指掌。随后，她转至人民日报领导资料研究部，延续了她一贯的职业生涯。

李白蕾解放战争时期

1946年6月，李白蕾被调往南京的中共代表团，参与筹备《新华日报》的出版。然而，在她安顿于南京的初期，6月22日，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发起了进攻，标志着内战的全面爆发。彼时，李白蕾已怀有她的第四个孩子。同年7月，在滕代远和龙飞虎的陪同下，她乘坐周恩来同志出面借用、由美国人驾驶的飞机，从南京前往苏北解放区的淮阴。在那里，她加入了《新华日报》华中版的工作。到了当年的9月，第四个孩子顺利出生，是个女孩，取名为雪葳。

1947年，李白蕾携带着她的两个女儿，踏上了山东战场的征程。

战事紧张，形势严峻。在产后仅第四日，李白蕾便带着五岁的大女儿雪萝以及刚出生的小女儿雪葳，跟随部队向山东紧急转移。华中《新华日报》被迫停刊，其人员也相应并入《大众日报》继续工作。

在跟随队伍前往山东解放区的成员中，有十余位女性同行，其中三人携幼同行，李白蕾便是其中之一。作为这支小队伍——“小后方支部”的负责人，她肩负着重任。他们在艰难的转移过程中，于1947年4月抵达鲁中沂南县的小安子庄进行休整，之后又抵达了沂北县的大诸葛村。在漫长的行军旅程中，李白蕾始终以身作则，优先关照老人、孕妇以及携带幼儿的妇女，直至最后才考虑自己的子女。在这支转移队伍中，没有一人伤亡，全员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。为此，李白蕾荣立“中功”（即二等功）。

在解放区站稳脚跟后，李白蕾立刻全身心投入到《大众日报》研究室的工作中，期间亦短暂服务于《胶东大众报》。

在1948年6月，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张，她加入了初创的山东《新潍坊报》，并以“白蕾”这一笔名，频繁发表了一系列深入时评的文章。同年10月，随着济南的解放，她抵达这座城市，并在当地新成立的《新民主报》担任了记者一职。

解放军迅速横渡长江，挺进江南。李白蕾于1949年4月抵达江苏丹阳，此行旨在解放上海后负责接管新闻机构。

06

人民日报进城岁月

自上海解放以来，李白蕾投身于《解放日报》的创办工作，并担任采通科的副科长。在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期间，她更是身兼数职，既是上海《华东青年报》的编委，又担任文教组的组长。

1950年，于山东济南留下合影，彼时正值即将奔赴北京履职之际。照片中，后排自左至右依次为李白蕾、张黎群，以及警卫员赵和田。前排则是怀抱幼女雪葳的王培英阿姨（前排左一）、中间的大女儿雪萝，以及怀抱次子雪藜的董淑平阿姨（前排右一）。

1950年春，李白蕾被调入首都，加盟中共中央机关报《人民日报》的行列。在此，她先后担任财经组副组长、总编室政治秘书、总编室副主任、资料研究部副主任及主任等要职，历时十年之久。

自1948年6月创刊伊始，人民日报便设立了资料组。随着报社入城，该组更名为资料研究室。1950年，再度更名为资料组。到了1956年，正式成立资料研究部，部门下设图书馆、国际资料组和国内资料组，成为报社内规模较大的部门之一。李白蕾加入人民日报后，主要在资料研究部工作，1956年7月至1958年5月担任副主任，之后晋升为主任。

1956年，李白蕾（位于第二位，从右数）与人民日报的女性同事们共同留下了一张合影。除了李白蕾之外，还有哪些人能识别出照片中其他人物的身份呢？

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十年间，李白蕾依旧肩负着重要的采访任务。她的女儿雪萝回忆说，母亲曾在重庆，受中共南方局老领导董必武的亲自嘱托，为她撰写一篇面向外界的讲话祝词。这份文稿上还留下了董必武的亲笔修改和批示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这份文件在“文革”期间不幸被销毁。

在人民日报的职业生涯尾声，李白蕾心中逐渐萌生了前往基层工作的念头。1958年春，正值初春时节，总编室主任萧风率领着编辑、记者以及机关干部约八十人，于春节过后奔赴陕北（主要目的地为延安）进行劳动下放，李白蕾亦随同前往。

当队伍抵达西安，毛泽东得知了这一消息，便指示道：无需全体人员都涌向延安，不妨分散至各个省份，一边参与劳动，一边开展调查研究，并将所获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。

为此，该下放队伍采取了分兵行动，共47人被编入工作组，分别前往浙江、四川、湖北、山东和江苏等地。李白蕾积极自荐，担任领队一职，前往四川的昭化县执行任务。

余章瑞、蒋冰鲜、郝洁。此照片由寿孝鹤同志提供。

李白蕾所率领的工作团队由蒋冰仙、缪素贤、寿孝鹤、马玉珍、张基福、张纪元、顾页、郝洁和傅桂林等成员组成。他们深入农村，与合作社的社员们实现了“同餐、同宿、同劳作”的紧密联系。

3月5日，李白蕾抵达昭化，她在给报社领导的信中坦诚道：“相较于北京，这里的生活条件自然存在显著差异。尤其在住房方面，即便与北京人民日报最简陋的宿舍相比，亦稍显不足。至于卫生状况，更是相去甚远。”

李白蕾在信中披露了当时农村所面临的饥荒状况，她提到，在前往昭化的路途中，3月2日，我抵达成都东郊，在我父亲家中度过了一晚。此地位于华阳县中和乡，这片土地原本是成都平原上富饶的地区。然而，当我返回时，听说农民们普遍面临着粮食短缺的问题。去年冬天，双季稻收成不佳，每位农民仅分得谷子200余斤。回乡时，我发现农民们普遍反映没有足够的粮食，许多家庭不得不以野菜为食。此外，农民们的生产情绪也显得不高。

李白蕾团队成员的精神依然振奋，他们在农村辛勤劳作半年之后，于10月返回了北京。

1959年春初，我与人民日报社资料研究部的同事们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。前排自左而右依次是马玉珍、蒋冰鲜、李白蕾、郝洁；后排则是缪素贤、余章瑞、寿孝鹤。在这群人中，有相当一部分同仁与李白蕾一同踏上了前往四川昭化的旅程。寿孝鹤提供

1960年6月至8月，新疆的领导人指示人民日报加强对新疆的报道力度。李白蕾与周擎宇同行，一同前往新疆及青海进行采访与考察。这次调研历时颇长，对于李白蕾而言，亦是自踏入城市生活后首次踏足辽阔的西北边陲。在她的旅途中，拍摄了不少照片。从照片中可见，她的神态显得平和而放松。

迈入1960年，正值“三年困难”时期第二年，中央领导号召中直各单位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工作。人民日报肩负重任，组织或参与多个调研小组奔赴各地，向中央如实汇报相关情况。

李白蕾毅然决然地提出前往基层工作的请求。1960年12月，她肩负重任，担任中央工作组——人民日报工作组的组长，赴河南省鹿邑县任职，担任县委书记处的书记。自此，她扎根河南，一直工作至晚年。

在鹿邑，李白蕾与农民并肩奋斗，致力于水利的兴修与文化教育的推广。面对粮食短缺的严峻挑战，她以身作则，每日仅以二两饭为食，以节约粮食。尽管工作强度极大，但她仍坚守岗位，最终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肝炎。

1963年，鹿邑县不幸遭受洪水侵袭，粮食短缺的问题愈发严峻。她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，返回四川故里，向西南局的老领导和战友们请求援助粮食。尽管四川自身亦面临粮食紧缺，李白蕾历经重重困难，最终还是设法运送了一批红薯和苜蓿干回来，为缓解当地燃眉之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07

晚岁万里行

1964年4月，李白蕾完成了在鹿邑的任职，随后被调往郑州，担任《河南日报》的副总编辑一职。这份工作对她而言，可谓是驾轻就熟。然而，仅仅两年之后，“文革”的狂潮席卷而来，她不幸成为了“造反派”眼中的“走资派”，遭受了无情的批判、辱骂和审查。直至1969年，她才被迫前往河南潢川，继续在《河南日报》的岗位上坚守。五七干校”劳作。

在“干校”那段时光里，李白蕾不得不应对各式各样的“审查”与“交代”。其中，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她当年自延安返川途中，在西安遭遇国民党军队的拘押，那段历时两个月的时间因缺少“证明人”而显得尤为突出。与她一同被拘押、日夜相伴的蔡群，尽管搜寻了近三十年，却依旧音信全无。

恰逢此时，世间竟上演了一出惊人的巧合。李白蕾之子雪藜，远赴河南方城县的农村投身于知青生涯，而在彼处，他也结识了一名同样来自城市的知青，名叫杨松林。在一次闲谈中，雪藜提及，他的母亲多年来一直在寻觅一位名为“蔡群”的阿姨，而杨松林则惊讶地表示，他的母亲亦在寻寻觅觅一位“黎虹”，此情此景已持续了数十年。原来，两人都已更名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她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未能找到。原来，“蔡群”的真名是牛文颖。

更为令人惊讶的是，在郑州，这两位母亲的职场竟然相隔仅一堵墙。

得知这一消息的雪藜立即给远在“干校”的母亲寄去了一封信。信纸上仅寥寥数语：“妈妈：你所寻找的人，我已为你找到！”他生怕信件在送达时会被监管人员没收。

在2004年的时光里，李白蕾（左侧）与牛文颖（化名蔡群）共度。

当年风华正茂，携手共赴延安的两位女青年，今又重逢，她们的情谊延续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1972年9月，李白蕾重返郑州，静待工作的重新分配。然而，一等便是四年，直至1976年“文革”的落幕。彼时，她已步入近六十岁，那最璀璨的工作岁月，竟被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无情地吞噬。

她的职业生涯依旧熠熠生辉。1979年9月至1981年3月，李白蕾受邀前往北京，加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，成为周恩来文献组的成员，负责编纂《周恩来年谱》。这一经历令她倍感欣慰。在北京，她更是有幸重逢了昔日重庆南方局的老领导——邓颖超。

步入80年代的退休时光，李白蕾心中所怀的愿望，便是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一睹那些在工作生涯中未曾涉足的景致。她与60年代再婚的老伴于中天，携手走遍千山万水，背负行囊，踏上旅途，被誉为“退休行列中的徐霞客”。

他们的首要计划是全程徒步重走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。她曾提及，在延安的抗大时期，知识青年们对历经长征的红军将士怀有深深的敬意，那份敬仰中更夹杂着几分神秘。如今，他们终于有了机会，沿着这条传奇之路亲自踏上一程。

她与丈夫共同出资，历时五年，终于实现了这一梦想：从江西远行至延安，重返抗大旧址。

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日子，他们沿黔川路漫步，途中顺访了位于四川德阳的二女儿雪芒，并在此邂逅了她的同事晋冬青。晋冬青，23岁，面对即将踏上“雪山草地”之旅的这对年迈的旅行者，不禁感到惊讶。他热心地帮助他们找到了一辆顺路的汽车，并在交谈中透露了自己渴望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的愿望。然而，他目前身处德阳罗江小镇的一个地质勘探单位，不知该如何实现记者的梦想。

“不妨报考大学的新闻系，让梦想得以翱翔。”

晋冬青表示，由于自己基础薄弱，不知该如何寻找合适的复习资料。

李白蕾：帮你想方法。

李白蕾特意邀请了自己的四女儿雪薇及其丈夫，将新闻专业的相关资料寄给了晋冬青。同时，她本人也与晋冬青保持着频繁而紧密的通讯。最终，晋冬青在1984年成功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摄影专业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，实现了自己的职业梦想。

在离休后的四十余载光阴里，李白蕾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也留下了她的踏痕。她将半生的积蓄悉数投入了旅行的怀抱，直至年近九旬，方才缓缓放慢了长途跋涉的步伐。

晋冬青，她的年轻朋友，后来在德阳安家。随着李白蕾步入暮年，她也基本上在德阳定居。两人遂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忘年之交。

“您的一生如此丰富多彩，实属值得记录。我愿意为您执笔，无需分文报酬，甚至连出版费用也由我来承担。”她已初步完成了这部传记的框架，并迫不及待地拿给李白蕾过目。

李白蕾审视着那位热心朋友精心准备的写作大纲，轻轻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冬青，这些不必去做，毫无必要。你可曾想过，我们为之奋斗了数十载的革命，并非为了在今日为自己立下碑文。与那些在红军长征路上和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相比，我能够存活下来，已是上天赐予我最大的恩典。”

她说，不需任何。

她健康长寿至百岁。

在九十岁之前，她和伴侣的生活完全独立自主。她对美食情有独钟，甚至在九十高龄时仍能烹饪出一桌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。自此之后，她才开始聘请生活保姆协助。她的言辞依旧清晰流畅，两年前晋冬青与她共进晚餐，交谈过程中毫无障碍。

去年五月，她不幸入院治疗。得益于省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待遇，子女们无需为此分忧。

2025年8月3日，我国著名艺术家李白蕾在四川德阳安详离世。